闲言碎语（36）：收徒记

只有这几年，才渐觉岁月流逝很快，不觉间已经37岁了。四十不惑，但越来越多的困惑一天天地密集地袭来，有些关乎工作，有些关乎生命。

晚上小聚，和干干说起成都，总是习惯性地说成“很多年以前”，但仔细想想，离开成都也不过三年而已。成都时，说起一代中师生的命运，总和干干感慨，觉得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其实注定是一个过渡性的角色，那一份教育上的情怀梦想，总归要等到更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脚踏实地地完成。当初招聘助手，情结首先在此。因此在招聘启事中说，希望被聘用的年轻人，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全面超过自己，独立主持项目。不但我，研究中心几个项目负责人大抵是同样的心态。没有提防，没有傲慢，有的只是一份热切，希望能够倾尽自己的全部精力，包括浅薄的教育经验，让年轻人少走些弯路，尽快地成熟起来。

其实一张网撒下去，也并没有抱着无限的希望。但是机缘巧合，收到的简历中，一个叫刚毕业才一年的叫杨超的小伙子进入了我的视野。

杨超吸引我的有两点，一是他在这一年并不成熟的教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学生真正的关心，把教育当成一份事业，当成意义之所系，这是决定性的前提。二是他的毕业论文，是关于电影的，已经显示了比较不错的理论自觉。或许这些理论名词在他这里还没有真正被消化，用得也踉踉跄跄，但是重要的不是当下的成熟，而是潜在的可能性。

招聘助手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，因为不但要为研究中心负责，更重要的，还要为应聘者负责，避免不必要的弯路。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杨超的博客，看他的西藏之行，看他的交友，后来决定通知他面试。

初次见面是在西堤岛咖啡馆，看到的是一个笨笨的不善言谈的小伙子，未脱大学生的那种青涩。当天晚上，研究中心理论学习硬硬的材料就抛给了他，是让我读得也头疼的杜威的《确定性的寻求》中的一章“方法至上”，第二天就讨论，他将第一个发言。

可以想象的是，杨超的发言被批得一塌糊涂。讨论结束后，另外一章《哥白尼式的革命》又抛给了他，第三天今年大会主报告，第四天是《文化理论关键词》中关于“知识”的部分。接连几天，杨超就绞尽脑汁看这些根本没有基础的东西，还要做笔记，第二天还要讲给大家听。虽然杨超面对的，其实是超出他的经验的文字材料，但仍然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平。其实比水平更重要的，是这几天他泡在这些材料里苦思冥想的那份专注。

到要走的前一天，又在咖啡馆里，相同的位置，与杨超对坐。除了若干细节，无非强调两点，这是研究中心永恒的原则：人品与姿态。人品是指诚实守信，与人交往或者以后做项目，永远素面朝天，这是新教育研究者的绝对原则。姿态是指做事的敬业投入，因为研究中心不像一般单位那样考勤，做事全凭自觉自愿，尽力而为，是靠文化来维系的。给杨超过难的文字，也是希望他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都能够非常专注，全力以对，这种专注，是研究者最重要的品质之一。应该说，杨超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。

在研究中心的修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这个过程，需要对教育有宗教般的情怀，需要在经历中始终苦修不辍，需要阅读，更需要不断地面临问题，不断地打碎自身的障碍重塑新的自我。这个过程有多久？五年？十年？我不清楚。

但是我喜欢杨超，喜欢他身上那种傻傻的东西。

有一点也很重要，他酒量不错。：）